我叫孙诚，是原北京工业大学第一分校1980年入学的校友。

北京工业大学第一分校的地点在原北京第六机床厂（后为北京机电研究院）的院内，它的前身是北京工业学校。北京工业学校始建于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学校旧址位于北京东四什锦花园，原名为初等工业学堂。1945年，改称北平市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950年，改称北京工业学校。后经过数次专业调整，部分专业调出。学校于1969年停办。上个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末期，北京市几乎所有的大、中型企业的骨干都是该校培养的人才，他们在北京市工业发展的历史上留下了奋斗的足迹，有的毕业生还在北京市、国家工业行业重要领导岗位工作。

1977年，我国高等学校恢复招生。当时国家实际教育资源与招收学生的数量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为解决这一问题，北京市市长林乎加于1978年提出在原有地方中等教育系统的基础上借助国家高等教育的资源成立大学分校。随后，北京大学第一分校、第二分校，清华大学第一分校、第二分校，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分校、第二分校，北京工业大学第一分校、第二分校等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了。

1978年，这所“老工校”改为“北京工业大学第一分校”，第一任校长是陈仁高；1985年，在这些分校资源整合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联合大学。2009年，林乎加于百忙中莅临北京联合大学成立31周年的校庆活动时，参会的校友们为他的到来报以热烈地掌

一、走进大学校门的感觉  

1980年8月中旬，作为北京市幸福村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我，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里面附有学校教务处的通知，说是让我做机械系机械制造专业80111班的临时负责人。1980年9月4日，我前往学校报到。

当我走进学校时，第一感觉是这里的设施比较简陋，校园里有一个面积相当于6个篮球场大的操场、一个主教学楼，主楼北面正在盖着一栋8000平米的实验楼，食堂在院外南侧。因为没有学生宿舍，我们均为走读生。

我的第一个班主任姓郑，是“老工校”毕业的留校学生，长得一看就是工人阶级，完全没有我脑海中老师的形象。而且他的工作方式也和中学时期的班主任不一样，“大撒巴掌”（“大撒巴掌”，即：老北京土话，意思是不像中学老师管的那么细）。

我们班的同学中，有一些是插队或当过工人的，这一群体的“三观”已基本形成了。我要想和大家友好相处、互相帮助，尚需一个相互了解和认识的过程。但我们不是住校生，放学后各回各家，这样我也就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融进这个班集体了。

我们上面还有两个年级，即：78级、79级，有时候我们在校看闭路电视或上电视教育课的时候，需搬着椅子到一楼78级的教室和他们一起看。

79级的学生看上去还有一点像刚从中学校门毕业走出来的模样，78级的学生看上去感觉差距就大了。有的男生的脑顶上都没有头发了、有的则还像书生气十足的学生，后来我才知道78级的学生有的是插队回来的、有的是从工厂工作一段时间后考入大学的、还有的已成家有孩子了。真不容易。

学校为提高我们的外语水平，经常组织我们到78106班看闭路电视，原版的外语片。记得我第一次到他们班看闭路电视刚坐下来时，坐在我旁边的学兄问我：“你多大了？”我回答：“19岁”。然后我看到他们围在一起掰着手指头算着，小声地说着：“19岁上大学，22岁大学毕业，23岁就可以当工程师了，真幸福。”学兄们似对我如此年轻就上了大学，羡慕不已。

二、一次生死经历

我上中学时有一个毛病，即扁桃腺经常发炎，一发炎就发烧，有人建议妈妈让我到医院做扁桃腺切除手术，考虑为了不影响考大学，所以一直坚持着。

1980年，我于寒假期间到朝阳医院住院做了扁桃体切除手术。手术后挺受罪的，不能吃、不能喝、连说话都不行，疼得挺厉害的。手术前，我听别人说，手术后可以多吃冰激凌，我还以为可以享福了。同病房的一个病友，平时可爱说笑，手术当天疼的他在住院病房的走廊上蹲着一宿，不停在呻吟，太难受了。

出院回家后，我就一直发低烧不退，刚开始以为是手术热，后来出现腿疼的现象，妈妈陪着我到朝阳医院内科检查，内科一个姓吴的主任大夫给我检查后，开了一大堆化验单。第二天早上我去抽血时看到别人都用小针管抽血，轮到我时，护士看看化验单、又看看我，换了一个特别大的针管，非常吓人。我不禁问她：“抽这么多的血是给我检查什么的？”她稍微停顿了一下回答：“给你做全面检查。”

一个星期后，我去医院复查，吴大夫看了看我的化验单就出去了。不一会儿，几位老大夫进来，看看我后，问我妈妈：“他平时有什么症状？多长时间了？身上看没看见小红点？”当时我的白血球14000、血沉800多，其他所有指标都不是正常值。大夫给我会诊后，对我妈妈说：“从症状上和指标上看，很像白血病，但是因没发现皮下出血，所以还不能确诊。回去后坚持打针、吃药、卧床休息，孩子想吃什么就给他做什么吧！哪儿都不能去，还有坚持观察和检查。”

走出门诊室，妈妈的情绪极度不好，眼睛一直看着远处。为了打打叉，我问妈妈：“我什么时间可以上学？”妈妈语气非常急促的回答：“你还想上学啊，学就不要上了，保命吧，回头让你的三姨夫给你找一个工作能上班就不错了。”

我不得不因病休学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回到课堂？

那时电视上正在播放日本电视剧《血疑》。我知道得了白血病，就等于宣布了这个人要死了。我还这么年轻怎么就这么死了？我真不甘心！一种强烈的求生的欲望油然而生！当我的腿有时疼得走不动路时，我也想过：如果腿不行了，哪怕是截肢，只要把我的命保住就行，我就能重返课堂继续读书！

妈妈每天上班临出门时都会问我：今天晚上你想吃什么？只要我想吃的，她一定会买回来。有一次，她下班从正义路团中央大楼到和平里全聚德烤鸭店排队，给我买了半只烤鸭；还有一次，她到服务楼给我买回馄饨。妈妈说，只要是你喜欢吃，我就给你买。看到我吃饭香的样子，妈妈的脸上有了笑容。有时妈妈跟我开玩笑说：你可不能死啊，你要死了我也不想活了。妈妈还会给我一些零花钱，让我自己出去遛弯时买点吃的，印象最深的是，那时我最喜欢吃全是奶油做的一种冷饮“蛋卷”，那家商场就在幸福村一村一楼南面的马路边上，每天下午打完针，我就要去买，2元1个。

为了恢复体力，我每天坚持出去遛弯，顺便到三里屯小医院打针，上、下午各一针，后来屁股都打硬了，针打不进去了，再说若长期使用青霉素还有副作用，后来我不得不改吃药了。但是肠溶阿司匹林服用时间长了，胃就开始疼了，怎么办呢？

一天，我早上遛弯到工人体育场时看到一群老头、老太太在练鹤翔庄气功，动作比较慢，我就在人群后面跟着比划，开始加入了气功锻炼的队伍。在所有的运动项目中，我认为气功是最适合我的，既不用剧烈运动，还可运用意念锻炼自己的性格，与世无争、不争不斗，即静而远，有益健康。

鹤翔庄气功是赵金香老师根据仙鹤长寿的生活规律和平时日常的习性编排的一套动作和意念。他本人也是自己得了一场重病后摸索着锻炼的，效果很好。由于练气功的人多是有病，大家同病相怜常在一起交流，也有不少人通过练气功身体状况有了好转，我也是从中受益者。由于我的身体恢复显著，当时还在那个气功办的杂志上介绍了我的经验。

半年以后，我做了一次全面检查，所有指标都正常了。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生死考验，我胜利了！我不但身体上得到恢复，最主要的就是我在心理上和思想上通过这一次考验变得更成熟了。

在生死线上走过的人，最懂得生命的珍贵且面对困难无所谓。

三、上晚自习  

读大三时，我们进入了专业理论课的学习，先后学习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课程设计》、《液压原理》、《液压传动》、《液压原件》等等。

为提高专业理论学习的质量，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下午下课放学后在校吃饭、一起上晚自习。晚自习上，我们一起交流学习的体会和窍门，把课上没有听懂的知识点找出来进行共同分析，这也是一种互补互助。举例来说：晚自习多是因为同学之间不同学科学习水平不同，大家在一起共同切磋、取长补短，完成作业的效率也就有所提高了。记得有一次，我和其他班同学一起上自习时，一位男同学主动凑到我们这边，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到你们班那边坐？”他笑着指着不远处小声说道：“容易分散注意力。”我们顺着他的手势看过去，哇！尽是女生，大家不言而会，都低下头乐了。

晚自习时，我们所有人都集中到实验楼西边二层的大教室，吃饭则在机电院职工食堂。有时候晚了，再赶上冬天，还要到学校北面口东边的“第二清真餐厅”吃点东西，暖和暖和！特别是对10元一碗的涮羊肉，记忆深刻！

晚自习结束后，街边的路灯、天上的星星，伴着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

总而言之，上晚自习最大的好处之一是，我和同学们就学习上遇到的问题、求学求知的经验体会等及时进行交流、分析、探讨，不但学习效率有所提高，也增进了同学之间的了解，大家相互帮助、共同进步。

学习之余，还有一些趣事令我无法忘怀。如，夏日的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在机电院食堂吃完晚饭，上晚自习之前在马路上遛弯。走到三里屯服务楼的对面时，我们渴了，李鹏南买了几瓶北冰洋的汽水，我们大家站在那儿喝，闫建伟说：“咱们打一个赌，看谁汽水喝的快。”我说了一句：“没问题。”说时迟那时快，转眼我就把一瓶汽水喝完了，看到他们手里还拿着没喝完的汽水，我感到小小胜利的喜悦。闫建伟接着说：“你喝一瓶快，但是不可能在五分钟内连续喝五瓶。”我还是那句话：“没问题。”这时，李鹏南也凑热闹说：“如果你能在五分钟内连续喝下五瓶，我付钱。”我暗暗高兴，平时我最喜欢吃冷饮和汽水，今天终于有人付款自己白喝了。看到高台上摆着的五瓶汽水，我就喝起来，没想到喝到最后一瓶的时真是喝不下去了，不是水多，而是气在肚子里顶着。他们在边上起哄，我憋着气继续往下喝，突然就觉得肚子里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往上顶，一下子就把我吃的晚饭和刚喝的汽水都吐了出来。

 四、去香山游览

大学期间，同学们在一个美好的秋季，自发组织骑自行车去北京香山旅游。从三里屯到香山，我还是第一次骑这么远的路。香山、鬼见愁、双清别墅、植物园、樱桃沟，在我小的时候，三姨、二姨带我来过，印象最深的就是在樱桃沟的泉水旁休息，一边吃自己带的食品、一边喝着山泉的水，水是清凉和带一点甜味。

这一次我们去香山则是直奔鬼见愁。待我们聚集在山下后，几个人结伴开始攀登，大家选择不同的路线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上山固然很累，可是大家没有用多长时间就到达了目的地。身上出了很多汗，到了山顶，凉爽的山风一吹很舒服。我和同学们聚集在一块大石头上，眺望北京城，心情无比的愉快。这时候温凯拿出随身带着的白酒，给大家喝。我的家族没有喝酒的基因，只要是喝一点酒就会脸红、头晕，可是那天我在山上喝了不少酒，因为那酒喝起来非常醇香和甘甜，就是想喝，颇有挡不住的诱惑之感。

后来我回到家，按照那酒瓶上的名字“虹山大曲”，到商店也买了一瓶回家，打开尝尝，就感觉没有那个味道了。我想，那是因为在山上喝酒的感觉一定和环境及心情是有关系的缘故。胜利和喜悦的时候喝酒，那酒一定好喝。

五、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设计，我的课题是一个实际的课题：给学校液压实验室设计试验台的泵站。我感到很荣幸。为顺利完成该课题，我和同学们确实也付出了辛苦。

我第一次到太原榆次液压件厂、保定液压件厂参观和调研后，从太原返回北京的路上，我和同学张力由于买不到火车座票，只好临上车前花了两元钱，买了一个大纸盒，上车后在车厢连接处席地而卧，旁边就是车厢取暖的煤炉，经过大约11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到达了终点站永定门火车站，下车的时候，我俩浑身上下满脸都是灰尘。虽然苦点、累点，可是由于我们调研的经费是学校出的，一般同学还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还是感觉到心里很甜。那次的毕业设计成绩，我是“优”。

毕业设计结束后，大家就面临着分配工作。那个时候国家还是统一分配，不愁毕业后没有工作。

有一天，学校请来了几个企业的领导，在不同的教室给同学们介绍企业情况，也就是现在的招聘会。

在此之前我考虑了自己将来的工作方向——到基层企业去锻炼，最好离家近、做本专业、单位人不要太多、效益好。选择这样的环境就是为了我能有机会实践，不会石沉大海、将来无声无息。

北京起重设备厂的厂长朱本民、书记方春惠，给我详细介绍了该企业的情况，我听的似懂非懂，想象不出来他们所说的产品“电动葫芦”是什么样的？因为我只知道“糖葫芦”。

最后，学校根据个人填写的志愿，我和郑超还有其他班的同学、扈佳珶、吴健一共四个人，一起分配到北京起重设备厂工作，从此开始了我的社会实践生涯。那时候，北京起重设备厂的厂址在朝阳门北河沿41号。骑车到工厂15分钟。

我的力学老师张丹海，告诉我们：毕业以后要为国家贡献40年。在2018年北京联合大学建校40周年的校庆上，我终于再一次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找到了阔别已久的张丹海老师。

自1985年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始终牢记张丹海老师的嘱咐，一直坚守在北京机械工业行业。虽然前进道路上坎坎坷坷，一路走过来有苦有乐，但是我坚信依靠实体经济、与时俱进发展高精尖产业，一定会迎来智能装备产业的更大辉煌。